“期货之父”常清讲述:三十年前价格改革困局中 期货市场如何诞生

发布时间:2019-11-24 19:15    浏览次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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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中国金融》|杜岩:期货市场发端与初期探索

在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漫漫征途中,涌现出了一批批“摸着石头过河”的人,他们反复试错、不断尝试,坚韧、果敢。站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时间节点,那些先人一步的前瞻思维、大胆决策和风雨兼程的担当尽责精神,在岁月的长河中,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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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成就,一定要归功于一个伟大的时代。”这是常清教授在接受《经济观察报》专访时反复提到的一句话。这位已年过花甲的长者,身上有多到数不清的“标签”——中国期货市场创始人之一、“期货之父”、经济学家、 “十大MBA杰出教授”等等。即便头顶如此多的“光环”,常清依然保持着谦卑学者的姿态,他像一位温和的长辈,向记者谈起他二、三十岁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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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改革”参与者

编者按

1985年,常清从吉林大学研究生毕业,被分配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研究价格理论和政策。此时恰逢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什么是市场价格”、“如何形成市场价格”这些现在看来极其简单的问题,却难倒了当时的改革者。期间,由于生产力低下,商品供应不足,价格改革放开部分商品价格后,滋生了一系列始料未及的问题——腐败、“官倒”以及价格扭曲……市场风险加大。

回顾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史,可以非常直观地看到,我国期货市场发轫于上世纪80年代末由计划体系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时期。彼时,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运行尚未完全确定,作为替代方案的“生产资料价格闯关”需要各种保障机制的预设。于是,国家体改委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两家单位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指派下开始研究期货市场。然而,我国期货理论探索与初创中遭遇了哪些阻力,如何顺利获得社会认可?在经历一系列乱象后,它又是如何被上层领导定性为“盲目发展”的?在我国期货市场初创成员、时任国家体改委市场流通体制司司长杜岩看来,这一切都与我们对期货市场认识的进程密切相关。

作为改革排头兵的一员,那时候,常清的一项工作是做物价形势观测,通过调研向中央报告各地的物价情况。常清向记者指出,当时由于多年管制的价格突然放开,价格秩序出现混乱,物价大幅上涨,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据当时的数据统计,在1985年实行价格双轨制初期,生产资料市场价格比国家定价高30%~50%。到1988年底,市场价比计划价高出了1~4倍。

作者|杜岩「原国家体改委市场流通体制司司长」

由于物价快速上涨,百姓恐慌情绪蔓延,也引发了物品抢购潮。常清回忆称,当时在北京三里河红塔商场的一次抢购现场,他亲眼目睹了一位老人家坐在那儿,把所有肥皂都搂在怀里,那是一个人十几年都用不完的量。当时的情况触目惊心,百姓恨不得将所有的纸币都换成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期货市场的早期研究是由国家体改委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国研中心”)两个单位合作开展的。我当时是国家体改委市场流通体制司的司长。刚开始,我们两家单位应该是领了不同的任务,我们主任安志文从分管领导那里领了任务,要求研究期货市场;国研中心主任马洪则是从李鹏总理处领的任务,也要求搞农产品期货研究。由于目标一致,于是我们两家单位一拍即合,决定合作开展期货市场研究。

此外,由于权力介入交易,当时还出现了计划内到计划外的“官倒”问题,引起民愤。“当时叫做渠道少、环节多,一些皮包公司你倒给我、我倒给你,倒来倒去,价格混乱,百姓叫苦不迭。”常清说。

探索研究期货市场的基本问题

“当时舆论都在从不同的角度指责价格改革,这些问题都是改革者始料不及的,是三十年计划经济的后遗症。”当时潜心调研工作的常清,见到此番混乱局面,内心也十分焦急。怎么来解决改革中出现的这些问题,成为横亘在他心上的石头。常清坦言,从1985年到1987年这一段时间,大家都把问题摸清楚了,至于如何去解决,没有思路。

1987年底,美国培基证券的杨亮瑜先生到北京讲过一次课,他是一位香港人,介绍了怎么样利用期货市场的机制控制商品价格风险,组织讲课的部门把讲课内容制成了录像、录音、文字等材料。当时国务院领导听到了这个讲课的录音,于是要求体改委研究期货市场,研究如何利用期货市场转移价格风险。这些都是安志文接到研究任务后回来对我说的。国研中心那边是李鹏给马洪写了一封信,要求组织几位同志研究期货市场。

成立期货研究小组

体改委这边研究期货的任务落到了我头上,国研中心的研究则由常务干事田源同志负责。1988年初,田源找到我,我们俩一碰头,两家单位想法一致,于是就请示各自领导,随后便成立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体改委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下称“工作小组”),田源任组长,我担任副组长。

面对双轨制价格信号的紊乱和流通秩序的混乱,价格改革面临“进”与“退”的选择,而中国期货市场正是在这场价格改革“困局”中应运而生。

1988年4月15~16日,工作小组召开了第一次工作会议,主要讨论何谓期货交易、为什么要研究期货、国外开展期货交易的情况、如何建立中国期货市场等几个议题。同年6月26~29日,第二次工作会议召开,开始探讨我国开展期货市场试点的具体问题。1989年1月10日,经过一系列调研以及结合河南、武汉、吉林、石家庄等地实际情况,研究小组形成了《关于结合国情试办期货市场的研究报告》,上报国务院批示。

当时舆论界表示,放开价格不等于市场的形成,反而更乱了,大多数人的意见就是退回去,即意味着价格改革走向失败。“所以我们就想为价格改革找条路子,于是我们对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价格形成机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广泛查阅资料,借鉴国外的经验。在探索过程中,不同的研究群体不约而同地研究到了大宗商品期货上。”常清表示,当时的时间节点大概在1987年,他们发现期货市场形成了大宗商品的时间序列价格,这些商品都是最基础的产品,只要理顺了大宗商品的价格,其后续各种各类加工制成品的价格自然就理顺了。

我们把这个报告送上去之后很久没有回音。此时田源与周小川、吴晓灵、曹远征等人赴香港和美国考察期货市场,研究小组的日常工作由国研中心的乔刚同志暂代。为了进一步开展期货市场试点,我询问国办的同志是否对研究报告有批示。他们告诉我,给总理送的文件一般被分为三类,一类是涉密文件,一类是审批文件,还有一类是看完无需回复的参考文件,我们这份请示文件被放在参考文件里。于是,我请求送文件的同志重新给总理送了这份报告。送了以后,总理基本同意了该报告,这给了我们继续研究和试点的信心。

当时,作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价格组的重要成员,常清扛起了带头进行理论研究的重任。大家一致提出要解决双轨制的问题,要形成真正的市场价格,应该要建立两个市场:一个是期货市场,主要交易大宗商品类;另一个是生鲜食品的流通,建立批发市场。

探索研究期货市场的试点方案

1988年,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正式宣告中国确立开展期货市场研究的课题。这一年,时任国务院代总理李鹏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加快商业体制改革,积极发展各类批发贸易市场,探索期货交易”。这是让常清等一批人为之振奋的消息。自此,中国期货市场开始萌芽。

要正式开展试点就有很多具体的工作要做,但是国家体改委有一个指导思想,就是很多具体事我们不能参与,参与容易有利害关系。于是,我就拿着李鹏总理圈阅文件的复印件找到了当时的商业部部长胡平,请商业部来主持期货市场的后续研究。胡平这个人比较果敢,就同意了。于是,商业部当时的一些年轻人才,如吴硕、朱玉辰等人就开始研究具体试点工作。

太阳集团游戏官方网址,之后,作为课题的具体落实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承接了这项任务。常清作为价格组的骨干人员,成为工作推进的中坚力量。“考虑到当时中国研究期货的人很少,期货市场的建设是一个全新而且系统性的工作,我当时提出一个思路,就是把全国的力量集中在一起来攻关,成立一个组织,这个组织不仅仅是研究课题,未来可能还要落实试点工作。”据常清介绍,当时循着这一思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国家体改委期货研究人员一拍即合,联合成立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体改委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以下简称“期货研究小组”),期货研究小组的任务主要是负责研究期货市场理论与政策,以及设计期货市场试点方案。常清任期货小组秘书长,负责主要的研究任务。后来商业部也参与进来,团队成员进一步扩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