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集团游戏官方网址:中美关系,会掉入难以避免的陷阱吗?

发布时间:2019-11-21 00:30    浏览次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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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转折期:美国对中国民族觉醒无意识

中美关系处在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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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新表示,在考察中美两国共有的历史的时候,不应该仅停留在表面,而应将目光深入到双方共有的历史之下,去探寻是什么使得这一共有的历史成为可能的。王立新认为,铸就了两国共有的历史的,除了双方共同的利益,还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抱负和共同的价值观。比如徐国琦书中蒲安臣这一个案,身为美国人的蒲安臣之所以被清朝政府选为代表出访世界,是因为清政府当时有加入所谓文明世界的决心,他们希望向世界表明这样的意愿,蒲安臣出访各国说你们要给清政府以时间;而美国也愿意帮助中国加入所谓的国际大家庭。这就是双方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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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新一届美国政府上台以来,中美之间经贸摩擦不断。但另一方面,中国留学生中超过一半的学生选择美国作为留学目的地,且每年赴美的留学生人数仍在不断增加;而在美国的国际学生中,中国留学生占比最高,超过30%。在考察两国关系时,既可以有从政府层面出发的视角,也可以从民间交往的视角出发,关注两国在非政府领域——比如教育、文化、体育——的互动,这本是极其明显的事实。但在以往的国际关系研究中,注意力被过多地集中在了政府和军队这样的官方层面。

浦安臣

谈及中美两国关系的未来,王立新表示他并不乐观。他引述《中国人与美国人》中文版270页的话作为他当天发言的结尾:“推动两国互相远离的浪潮太过猛烈,单凭少数几个人——无论他们有多么出色——根本无法阻止其分道扬镳。”“我希望历史不会重演。”王立新说。

我认为,1840年到1895年是中国国际关系发展的第一个阶段,这一阶段又以19世纪70年代初日本的介入为标志,分为英法主导和日俄发挥积极作用两个时期。在这一阶段,美国实际上不起多大作用,但正因为它是“社会”先行,而不是官方和军队主导,所以获得了中国很大的信任。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剑鸣认为,徐国琦《中国人与美国人》一书,体现了三个特点,值得国内的历史学人借鉴。一是宏大的对于历史的观照,即“共有的历史”这一视角。他认为我们的历史研究,概念化的能力越来越弱,给人的感觉就是在讲事情,“事具始末”而已。二是扎实的档案研究带来了新的材料和丰富的细节,而非像国内的很多研究,只是把旧材料进行新的拼凑。三是讲故事的能力。“美国好的史家都善于讲故事,讲得非常精彩,过去叫分析性叙事,现在是阐释性叙事,通过讲故事来讲道理。”李剑鸣说,这在我们的史学训练中是相当缺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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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集团游戏官方网址,在王立新看来,徐国琦《中国人与美国人》一书选作个案研究的人物和事件,以前的学者也有所涉及,徐国琦研究的意义在于,在“共有的历史”这一新的视角下,赋予了这些人物和事件以新的意义,即将这些人物和事件视为中美两国共同的过去。在当下这个全球化时代,国与国之间的依赖日益加深,不同国家之间的经历往往有很多交叉和重叠的部分,这些都将构成它们“共有的历史”;而挖掘不同国家之间的“共有的历史”,对于构建稳定、和平的国际关系是有意义的。

总之,在抗战结束以后,中国人的民族自主意识非常强烈,但美国人没有意识到这些。中国共产党对美国态度的变化,主要是因为美国后来支持国民党。当然其中也有国际因素。有学者认为,毛泽东写《别了,司徒雷登》一文,是写给苏联看的。当时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已随蒋介石集团到了广州,而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还留在南京,周恩来派得力助手黄华到南京与司徒雷登接触。当时苏联负责国际事务的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正在西柏坡,他对此很敏感,就让毛表态,于是毛泽东就写了这样一篇非常刻薄的文章。

美国对中国是有系统的理解的,可是反观中国对美国的研究,是什么状况呢?牛可认为,我们的国别研究,是一种充斥着权力和竞争话语的研究,缺乏文化的和情感的理解。而徐国琦的研究关注具体的人物经历,关注文化层面上两国的交往史,在牛可看来,填补了我们对美国研究在这方面的空白。

对美国的失望其实是个契机,它反映了中国朝野对整个国际社会的失望。当时中国国内灾难深重,军阀割据,武夫乱华,中国人对自己的失望达到历史顶点,所以对外部的美国有期望,但是期望导致失望,所以历史教训是:中国的命运只能靠中国人自己。

Protestants Abroad,David A. Hollinger,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巴黎和会

王立新说,实际上,在中美关系史上,构成共有的历史的人物非常多,徐国琦的书限于篇幅,仅涉及到其中的一部分。比如司徒雷登,他一生在中国的时间超过在美国的时间,对两国的历史都有巨大的影响。又如在华的传教士群体——最多时中国有6000位左右的传教士,在中国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活动。他们中的一些人物,比如丁韪良(William A. P. Martin),当过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后来又参与中国的改革,办学校,对晚清和民国初年的中国历史有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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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需要文化和情感的理解

从当时的国际关系结构看,英法受到德国的强大威胁,减少了对东方的投入,日俄矛盾上升,美国也开始关注亚太地区。从中外关系结构看,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败,自1840年就开始恶化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达到最低点。当时不仅国际社会瞧不起中国,中国人自己的民族自信心、对政府的信任都降到低谷,出现整体性社会危机,政治丧失合法性,经济殖民地化,社会心理衰败。在这种时期,美国成为东亚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因素,对中国的政策意义开始上升。

三个特点之外,李剑鸣还谈了自己对于徐国琦新书的两点感想。一是他感到,中美两国虽然是有“共有的历史”,但这种共有是不对等的。像是杜威访华,在中国的历史中很重要,是我们的历史书写绕不开的一章,但是像蒲安臣或古德诺,在美国的历史中不会浓墨重彩地书写他们。这些个人的经历使得两国的历史有了交汇点,但这样的交汇对两国的意义是不同的,李剑鸣说。

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牛可坦言自己是中美关系史领域的外行,在他看来,《中国人与美国人》的意义在于通过一些实实在在的人、实实在在的事,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思考一些有实质意义的问题,让我们更好地回归常识。

珍宝岛冲突

王立新继而谈到读《中国人与美国人》所引发的他对中美关系现状和未来走向的思考。他认为当下的中美关系处在十字路口,正在向比较危险的方向转变,有人甚至认为两国正在走向“修昔底德陷阱”。(注:“修昔底德陷阱”指既有的大国会将新崛起的大国看作对自己的威胁和挑战,双方极有可能走向战争。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修昔底德在分析斯巴达和雅典的战争缘起时说:“使得战争无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壮大的力量,还有这种力量在斯巴达造成的恐惧”。)徐国琦在着作的结语里说,两国共有的历史或许可以为未来的中美关系提供借鉴和指导。通过对共有的过去的深刻理解,徐国琦希望中国人和美国人能接受这样的看法,即双方未来的旅程,一起分享和共同拥有会更美好。王立新问:“我们能否从共有的历史中构建一个共有的未来?”

来源:《世界知识》2005年第21期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中美关系史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毛泽东打开中美关系之门,是典型的地缘政治考虑。1969年中苏爆发珍宝岛冲突,毛泽东感觉到中苏之间实力的差距和危险性,于是出于地缘政治的需要打开了中美和解之门。美国也有这个需要,且赶上了一个非常现实主义的尼克松当总统。

译者:尤卫群

新中国:去恶魔化、去浪漫化的漫长过程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牛大勇首先简要回顾了国内中美关系史的研究史。他表示,国内的中美关系史研究,长期以来是在毛泽东定下来的调子基础上进行的。毛泽东在《“友谊”,还是侵略?》一文中,明确地把中美关系史视为美国对华的侵略史,中美关系史的研究长期依照毛泽东的这一思路进行。“文革”结束,有些学者开始反思。1979年,复旦大学教授汪熙,就中美关系史问题写了一篇文章,主张中美关系史不能简单说成是侵略史,中美关系史上还是有友好的成分的。这一观点遭到一些长期做中美关系史的老先生的反对,在学术界引发了一场大论战。

但内战的时候,这种形象被破坏了。马歇尔在访华的时候还是真心地希望中国搞联合政府,从美国自身的利益来看,他们也是希望中国避免内战的。但是,由于冷战的影响,美国的意愿出现了偏差。美国和国民党结盟,而国民党的腐败和内部的脱节导致美国形象受损。中国共产党成为美国这种做法的受害者,最早也最敏锐地意识到美国会给中国造成危害,因而积极对民众揭露美国的错误做法。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抗日战争使中国民众的民族自决意识空前提高。此外,中国现代民族意识的觉醒,还与中国共产党发动群众的宣传有关。

李剑鸣的第二点感想是,中美两国共有的历史中,其实是有着很多的差异和误解的。这样的差异和误解,不要说在晚清那个交通和通讯都欠发达的时代,就是今天,在中美两国的民间也广泛存在。李剑鸣以自己的二哥为例,本来在他的动员下,他二哥预备去西欧转转,但是后来听县里去过西欧的一位干部说,欧洲街道又窄,房子又旧,东西也不好吃,语言也不通,就打消了去西欧的念头。“我们很多人,你如果和他讲外国好,他会觉得你这个人挺奇怪,为什么要说别人好。”李剑鸣说。

蒲安臣外交使团

王立新认为,仅有共同的历史,而没有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价值的话,是无法拥有共同的旅程的,更不要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了。如果我们回顾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就会发现他不仅谈到中国的物质力量要发展,还谈到了民权和社会价值,“以我五千年文明优秀之民族,应世界之潮流,而建设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王立新表示,孙中山要顺应世界的潮流,建设一个政治上最清明、人民最安乐的国家的理想,建立一个林肯所谓的民治、民有、民享的政府,应该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意。《中国人与美国人》一书展现给我们的是中美两国不仅有贸易往来,不仅曾经共同抗击日本,而且曾经拥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价值和共同的抱负。

确实,20世纪40年代,中美关系曾达到又一个高峰。40年代时,在中国抗战时期的临时首都重庆地区,美国飞虎队的形象代替了中国传统的门神。这是中美关系的第二个高潮,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评价也很高。

“对中国的特殊感情,在美国的公共文化中是有传统的。”牛可说。据他了解,上世纪80年代初的技术引进,很多是通过对中国抱有特殊情感的美国人,偷偷地、私下地达成的。那时的赴美留学生,很多也是通过特殊渠道入读的美国一流大学。“英语不好没关系,先来了再说。”“现在美国也向我们收取bench fee(注:向访问学者收取的费用)了,几年前我都没有听说过。”

美国传教士 狄考文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立新介绍说,近年来,做中美关系史研究的人越来越少,特别是相较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初;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关注当代的中美关系或者国际关系,历史研究相对薄弱。但在他看来,中美关系史的研究能够触发我们对当前中美关系的思考,以及对未来中美关系的展望,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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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大勇在1985年“中美关系史学术讨论会”的照片上识认故人,“王建朗老师在这里,这个是金光耀。”

1999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

3月23日,在由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办,理想国和四川人民出版社协办的“新全球化时代的中美关系史——徐国琦教授《中国人与美国人:一部共有的历史》新书座谈会”上,与会嘉宾围绕中美关系史学史、徐国琦的研究、中美关系的现状和未来等问题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1895年之后中国的国际关系进入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美国成为东亚国际关系中的积极因素,特别是1898年爆发美西战争,美国的势力一下子达到了原来西班牙在远东的殖民地——菲律宾之后。

“我们的研究为什么老局限在两国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和对抗,以及政治团体、政治领导之间的对抗呢?很多问题是没办法完全用“友谊还是侵略”这个框架去分析的。徐国琦的着作很实际地拓宽了我们的研究视野。他的研究提示我们,在这个多国互动的全球化时代,在中国不断融入国际社会的时代,到底有什么问题是可以研究的,以及可以采用的新视角,这个是对我们最有启发的。”牛大勇说。

原标题:金灿荣:从历史到今天中国人怎样看美国

徐国琦也参加了1985年的这场讨论会。牛大勇说,徐国琦的研究是循着他的导师入江昭开辟的路子,把中国放在不断国际化的进程当中进行研究。此外,徐国琦的研究特别强调国与国的关系不能仅仅盯着高层的外交互动,政府之下,民间的各个层次,非政府组织,包括有组织的、无组织的各种各样的交流,都是值得研究的广阔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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